在华夏文明的幽深地层中，古代殉葬制度如同一道暗色的脉络，记录着从蒙昧到理性的漫长跋涉。它并非一成不变的残酷习俗，而是一个动态演变的文化复合体，其兴衰轨迹深刻反映了社会结构、伦理观念与权力形态的变迁。从殷商时期盛极一时的人殉，到秦汉以降逐渐被俑殉所替代，再到后世制度性的革除，这一过程的背后，是文明进程中人性觉醒与制度建构的复杂博弈。

　　殉葬制度的鼎盛期可追溯至殷商。彼时，浓厚的鬼神信仰与宗法制度交织，使得“事死如事生”的观念登峰造极。商王与贵族大墓中，层层叠压的人牲遗骸触目惊心，其中既有战俘奴隶，亦有近臣妻妾。这并非简单的杀戮，而是一套具有宗教与政治象征意义的仪式。它一方面旨在为墓主在彼岸世界构建一个完整的权力体系与服务网络，另一方面，也是展示权力、威慑生者的残酷手段。考古发现如殷墟侯家庄西北岗大墓，殉人多达数百，清晰地印证了文献中“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的记载。此时的殉葬，是神权王权合一体制下，对生命价值最为极端的漠视。

　　历史的转折点出现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以德配天”思想的萌芽与民本意识的初步觉醒，以及社会生产发展中对劳动力的日益重视，人殉的合理性开始受到质疑。《诗经·秦风·黄鸟》对子车氏三子为秦穆公殉葬的悲愤控诉，便是社会舆论转变的鲜明例。与此同时，替代性的方案——俑殉开始出现并普及。孔子“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批评，虽是对俑殉模仿人形的不满，却也反向推动了更为抽象的明器发展。从秦始皇陵气势恢宏的兵马俑军阵，到汉代墓葬中琳琅满目的陶俑、木俑，实物殉葬逐步取代了活人殉葬。这一转变，标志着人文精神对蒙昧习俗的胜利，是文明的一大进步。

　　及至后世，尽管人殉现象在特定时期（如明初）曾有反复，但总体上已为法律与社会主流伦理所不容。统治阶层更多地通过规制化的陪葬制度与奢华的陵寝建筑来彰显身份，而非直接剥夺生命。古代殉葬制度的演变，是一条从血腥到象征、从实体到替代的路径。它勾勒出中国古代社会从信奉鬼神到尊崇人文，从漠视个体价值到逐渐认识其尊严的曲折历程。这一暗色脉络的最终淡去，正是文明之光穿透历史幽暗的证明，提醒着我们制度与观念在时间河流中的深刻塑造力。